一个女兵的芳华

年8月，庞红（右二）与家人合影，前排为父母，左一、左二为姐姐、姐夫，右一为小弟。当时，大弟与小妹皆从军在外

我出身于军人家庭，父辈的传统教育、部队大院的熏陶，让我自小就崇拜英雄，苏联女英雄“卓娅”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我于年参军入伍，服医院，曾参加过年的那场战争，荣立三等功，战后被评定为六级伤残。

年元旦，我们是在紧张气氛中度过的。我们所属的部队已经开拔，医院的第一野战所也随军部去了边境。

记忆中那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年1月27日是农历大年三十，那天晚餐，我和好友刘玲娜从食堂打回几个菜，简单吃了年夜饭，接着去军部礼堂看电影。电影放到一半，广播喇叭响了：某医院三医院，有紧急任务！广播反复连播了好几次……

我因编制是二所的就没动，哪医院，战友一见到我就紧张地说：“快准备东西！上前线有你，4天后出发！”

出发前一天，气温骤降，直跌到四五摄氏度，这在我们当时的驻地广东就属于严寒了，况且屋里屋外一样阴冷。下午，我在两面透风的澡堂里洗了个冷水澡，人都快冻透了，当天晚上就发烧了，门诊的值班医生给我开了几片黄连素。

几个小时后，我开始呕吐、腹泻，一吃黄连素片就吐。领导得知我突发急病，更急了，晚上富文东副所长来探望，坐在我床前说：“我等你到10点，体温到38度不走，38度以下就随大部队出发。”10点一量，体温37.8度，我松了口气，但半夜体温又上升了，一晚上起来数次，又吐又泻……

第二天凌晨，全体参战人员集中在食堂吃早餐，我经过一夜折腾，连一点稀饭都喝不下了。刘华锡院长看到我的狼狈样，说：“你先不要走了，等好一点再去赶大部队吧！”

虽然生病是留守的最佳理由，但我可不想当逃兵。出生在军人家庭的我，从小就在长辈们的熏陶下，形成一个极强的观念：“怕死”“逃兵”——是军人最耻辱的标签。我马上对院长说：“天呀！我一个人怎么走？到哪儿去找大部队？我就和大家一起走！”于是，临时把我的座位从大卡车调到中巴车上，这辆车可随时停车“方便”——那时潮汕一带，路边很多半截墙的厕所。

我还算争气，顺利到达了第一站——某火车站。

时间已是傍晚，我们在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全体人员到车站集合。一列闷罐车停在铁轨上，眼看着战友们忙着搬运器材，我却有心无力。装好了车，我们便向某军运火车站进发。

医院的女兵大多是从本省参军的，在某军运火车站的站台上，一些亲人们早就挤到这里张望。

我家离这个军运站很近，我一下列车，就看见了父母和弟弟，我的眼泪不禁“唰”地流了下来。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不停地掉眼泪……他是多次上战场从没皱过眉头的老兵，我明白，他心里是宁愿自己上前线，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去啊！

可我也是一名军人，能不去吗？在祖国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能退缩吗？

和家人匆忙见了一面，吹哨集合后我们应该去军运大厅吃饭，我仍没有胃口，打算不去吃饭，想和家人多待一会儿。父亲便说：“不想吃也去吃几口吧。”我哽咽着说：“爸、妈、弟弟，我不吃了，一口也不想吃，在这里见到你们，我很高兴，我没有一点遗憾了！”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种悲壮的场面，我至今难忘。

告别了亲人，告别了家乡，我们于2月初到达了预定驻地。几天后，上级医院，就地接收伤员。附近有个火车站，有现成的4栋大平房。医院分了各个抢救小组：战伤分类组、抗休克组、手术组、轻伤组等。

因为我在手术室、供应室、传染科、内科都干过，熟悉各科室工作流程，所以分管各个小组的科室领导都争着抢我。最后，医院领导决定把我分到战伤分类组任副组长。

我们战伤分类组负责伤员入院的第一道环节，我们如果出任何差错都会直接影响伤员的后续治疗甚至会夺去伤员的生命。廖金梅教导员专门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大胆承担起分类工作，这让我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临战前夕，我们时而紧张、时而轻松，当年我们还大都是二十一二岁的年轻爱美姑娘。我刚过28岁生日，爱美的心还是有的。可当地连水都是黄色的，只能找汽车连的小战士要了净水片，洗了头、洗了澡，干干净净地等待着开战。

年2月17日清晨，天空一片红光，轰隆隆的炮声响彻大地。我们明白，考验医护人员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

下午，几十辆解放牌卡车缓缓开来，当我们蹬上车厢，见到车上铺垫的带血的稻草，一个个横躺着的伤兵……我们揪心地疼。全体人员像打了强心剂似的，抓住卡车后挡板一跃而上，放平担架，两人一组尽量平稳地把伤员抬下来，马上分类、填伤票……蹬上跳下不知多少次，胳膊肿了，腿上碰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但当时谁都感觉不到了……

战场手术救命第一，伤情最危重的伤员被尽快抬上手术台，我们本院的军医和来支援前线的地方专家都不停地忙碌着。伤员源源不断送进来，手术一刻不停地做下去，一做就是连续不断的三天三夜。

随着大批后送伤员的车辆和担架的到来，一股股浓烈的血腥味和战场特有的硝烟味扑面而来，然而我们当时根本意识不到这些，大家立即投身到各自紧张的工作中去。分完伤员后，我顾不上休息，又去轻伤组，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这是一间大房子，里面住着上百名伤员。我一进门，一阵臭味差点把我熏晕过去。原来战士们穿着解放鞋，脱了鞋后的那股味全出来了。我一个一个地检查伤员，看有没有不出声的——这样的伤员最危险，像是睡着了，摸一摸脉搏，细弱无力，呼唤他们又没有反应。结果还真发现了两个，我稍作检查，发现都是胸部受伤形成的气血胸，呼吸都已经很困难了。他俩一直昏迷着，所以被当成熟睡的伤员送到了轻伤组，如果再不赶紧抢救，血气胸可致人死亡。我立即把他们送到抗休克组，总算把他们救活过来。

当地是红土地，战士们在冲锋时摸爬滚打，负伤后被送下火线，医院已成了泥人、血人。在给他们治疗前，要先让民兵进行简单清洗，由于条件有限，一盆黄水要给3个伤员擦脸。

战场救护与平时的普通医疗不同，所有伤员首先必须注射青霉素以防止感染。伤员清洗后，我们就给他们注射青霉素。青霉素是很疼的针剂，于是就像得了传染病一样，一个小战士疼得哭了，另一个也跟着哭了。

我问他们：“子弹打进身体里都没哭，小小的针打进去怎么就哭了呢？”

小战士很实在地回答：“子弹打进去时是没有太大感觉的，像被人推了一把、打了一拳。可针不一样，真疼啊！”

庞红

当时我们这些女兵大多是军人或干部家庭的孩子，基本上是～年入伍的。虽然大多才20岁出头，但在残酷的战争中，在救死扶伤的关键时刻，我们个个都是独当一面的能手。

我们的工作场所是一些尖顶平房，年久失修，破破烂烂，屋顶破得看得见外面的阳光，手术组只能在手术床上拉上战备顶棚以防落下的灰尘。手术组经常是连续手术几天几夜，没时间吃饭，就把缴获来的奶粉冲得浓浓的喝下充饥；站立的时间太长，脚痛得站不住了，几个女兵就跪在地上工作。

手术室外一条水沟，被每天流出的血水染成红色……开战几天后，伤员们来得比前几天少了，于是医护人员稍微闲了就可以躺在担架上，或者是干脆躺在地上睡一会儿。大家谁也顾不上到处是血迹和污渍，因为实在太累了。铁打的汉子也经不住几天几夜的连续作战啊，何况是一些正青春的小女兵呢？

我们的“院花”贾晓虹负责为正在做手术的伤员“加压输血”。因为伤员在手术中失血量大，失血速度快，常规输血的量和速度都无法确保伤员的安全，因此必须由一名护士用手指捏住输血管的上端，不停地往下捋，以此增加输血管压力，加快输血的速度，保证手术安全完成。

人要长时间地保持一种姿势、一个动作，还不能变形，这需要多大毅力啊！何况还是连续十几、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甚至顾不上吃饭的呢？晓虹就这样坚持了三天三夜，最后终于体力不支，坐着就瞌睡了。

负责麻醉的罗玮光见状大喝：“晓虹你干什么？不能停！”贾晓虹一个激灵惊醒过来，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赶紧继续手上的工作。事后贾晓虹委屈地对大家说：“我打小在家从来就没有被人呵斥过，那天玮光把我吓坏了，怕耽误了工作也吓坏了。”

我们都绷紧精神，生怕稍一放松或者懈怠，受伤的战友就可能永远睁不开眼睛。也许其中有的人，只是从事着微不足道的工作，也许他们的舞台很小，并不起眼，但是他们全情投入、倾情而舞，舞出了自己的境界——这何尝不是伟大的？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是民族的脊梁。

我虽然是带病来参战的，但紧张时刻，也把一切置之度外。等没那么紧张了，反而开始感到浑身难受、头疼难忍，体温又烧上去了。我吃了一片“扑热息痛片”，半个小时轻松许多。这是当年治疗感冒的特效药，可退烧、止痛。

我爱人阎纯给我来信中有一段话，不时响在耳边：“你们要认真对待每一个伤员，不要让他们未死在敌人的子弹下，却死在你们医务人员的手上。”我和阎纯年结婚。他年入伍就在侦察连，16岁当了班长，年还因为全班训练成绩突出立了三等功。若不是阎纯于年退伍还乡，想必这次也会上战场的。

我知道阎纯很担忧上前线的战友们，为了这份情，为了这句话，尽管身体不舒服，我也给自己鼓劲儿，坚持巡视，细心观察每一位伤员的情况。在轻伤组，我看到一个伤员趴在床上，屁股上的棉垫敷料被血水浸透，揭开敷料一看，屁股上的两块肉被炮弹片削掉了，血水不停地流。我对医生说：“这个病人要处理一下。”当班的医生也忙晕了，开了两支止血敏注射，就没下文了。我一看这样不行，这里都是内科医生，没有外科医生有经验。于是我找到廖教导员，建议她让外科医生做完手术后全部到轻伤组检查处理伤员的伤情，避免不必要的伤残和死亡。我再巡视轻伤组时，就看到下了手术台的外科医生正在为伤员处理伤口，这让我感到很欣慰。

当我看到一个双眼包着纱布的伤员时，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只见他摸索着往外走，我赶紧上前扶住他，问：“是不是去厕所？”他不好意思地说：“我自己能行，慢慢摸着可以去。”我说：“不要紧，我扶你过去后就在门口等你。”他听了我的话，就安心地让我扶着他。此后，我只要有时间就去照顾这位双目受伤的战士，医院。

当时我想，看不见是多么痛苦的事啊！谁能想到，这差点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伤员来得少了，院里开始对上一阶段的工作进行评功评奖，廖教导员推荐我立三等功，提前晋一级。说实话，我们当时真的没在乎这些——每天看着那么多年轻的战士为国流血牺牲，自己只要还有一口气，都会拼着性命去奋力工作的。

得知棉签用量很大，我就动员轻伤员一起帮忙做。其中一个伤员看上去年龄很小，我便和他聊了起来：“你今年多大了？”

“17岁了。”

“不够年龄就当兵，是不是走后门啊？”

他小脖子一梗：“我爸是干部。”

我又问他：“是什么干部啊？权力这么大！”

“我爸是公社书记。”

我有点奇怪了，问道：“明知今年当兵是要来打仗的，你爸也让你来？你自己知道吗？”

他自豪地说：“我们当然知道，就是为了打仗来当兵的！”

对这个单纯的孩子，我肃然起敬，又关心地问：“你伤哪儿啦？”他却小脸一红，头转向一边，不理我了。我把他周身一打量，发现全身好好的，只有左手小手指包了一块纱布。我笑问道：“就这点伤啊？”

小战士有些急了，说：“是连长逼着我下来的，我们连长说‘凡是流了血、见了红的都要下来’，我争不过他们，就被硬送下来了。”他又急忙补上一句，“我马上还要上去的！”

这是我见到的最可爱的孩子兵了。如果我是他的连长，也不忍心让这么小的孩子命丧战场。我对这位为打仗而来的小战士和强迫他下来的连长都心怀敬意。

我来到手术室巡视，只见一位刚做完手术的伤员，在药品清醒恢复期，突然大喊：“同志们冲啊！杀啊！消灭敌人！……”许多战士在昏迷中经常这样呐喊，他们的意识仍然在前线战斗。手术室的玮光她们对我说，地方来支援的这批医生真棒，有的抬进来的颅脑伤员都不行了，他们做了开颅手术，伤员马上就清醒了，特别是那个神经外科的主任真是个神手啊！

巡视间隙我抽空去给自己做了个血相，数值还高达，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这容易引起别的重病。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决定还是坚持下去，没有休息，依仗着自己年轻一直撑着工作。

开战后第3天，上级通知我们向后方转送上百名伤员。到车站后，只见接伤员的列车也刚进站，都是老式绿皮车，并非医疗专用车厢。轻伤员可以自己上车，而重伤员的担架在狭窄通道里根本不能转弯，只能从窗口把人往上抬。站台上许多干活的民工，明显被伤残的年轻战士们震撼了，他们马上自发组织起来，一边流着泪一边帮我们抬伤员。

一天晚上，又通知我们去护送伤员。我随车到了车站，只见一列新式的医疗专用列车停在铁轨上，我们赶紧加劲儿往车上抬伤员。这时，一名女兵上半身趴在车窗外大喊：“庞红，庞红！有庞红这个人吗？”

我大声回答：“有！你是谁？”

医院的，我的医院，这次来前线参战了。我妹妹让她给我带个好，让我注意身体。我也请这位传话的战友转告妹妹：“我没有时间去看她，自己保重身体！”

就这样，我们姐妹在战场上算是间接地讲了几句话。可是没有想到，十几天后我们姐妹重逢时，我当时却看不见妹妹了……

在参战部队中有全家多人参战的，我们家就有4人上前线，与我爱人同连队的战友罗江宁兄弟5人参战，其中1人牺牲、3人负伤……这样的情况，在那个年代数不胜数。有的双军人家庭，丈夫已在前线，女方也接到了上前线的命令，如医院的郭史晞、余晓光，家里分别有6岁多、两岁多的孩子，都只好把母亲请来帮助照看孩子，自己则义无反顾地随大部队出发了。我的同事邢建平，刚好在孩子百日时接到参战命令，父母、丈夫带着女儿和她在车站匆忙见了一面。

医院的战士，听到命令没有人后退，大家都觉得当兵打仗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没人也不会有人想找门路、托熟人调换到后方。

战斗打响后，医院血源即刻紧张，供不应求。一些伤员马上说：我是轻伤员不用给我输血，把血留给重伤员。其实他们的伤情一样较为严重，按常规是需要马上输血的。血源紧张的状况，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随即就得到圆满解决。我亲眼见到当地政府医院来为伤员献血，他们献血后连水都不喝一口，转身就走。医院驻扎在一个小县城，我们开玩笑说一个小时就能转三圈，但就是这个小县城的干部和群众保证了大量的供血需求。后来我才知道，医院的驻地都是如此。我后来病重昏迷入院，也输入过当地人民捐献的血液。

血浓于水！这样的人民、这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战胜？！

年12月，庞红在丈夫陪伴下重游广西

3月初，中央军委下达了撤军命令。带病坚持高强度工作一个多月的我终于倒下了，病情急速加重，直接被送进重伤组，我和昔日被救护的重伤员为伍了。不久，又医院。那时，我已经不能站立，完全处于昏迷状态。病情一直不见好转，医院向我的亲人发出病危通知。

我爱人阎纯从河北保定赶来，我父母从家乡赶来，医院赶来，准备与我做最后的告别。

阎纯到来时，医生没让他直接去病房，而是先请他到办公室谈话，让他做最坏的思想准备。医生告诉他，我病情危重，治愈几率很低，就是能够抢救过来，人也很可能残疾。后来听说，他到病房时见我瘦得不成人样，双腿肌肉全部萎缩，只剩皮包骨了，这个七尺高的汉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我当时已经双目失明，并处于昏迷状态，但还是隐约意识到他来了。

那些日子我总是说：“这里怎么不出太阳呢？你们打针怎么不开灯呢？能看得见吗？”有时我意识模糊错乱，就会大喊：“床底下有人！有地雷！”我康复后，亲友们告诉我这些时，我更加理解，那些伤员在昏迷中说胡话，为什么总离不开战场上那些事。我自己在昏迷中也是这样，印象最深的全是鲜血淋漓的场景。

医院床位非常紧张，所以也没那么多讲究，男女混住。我旁边住着一名危重病人，因为气管切开必须使用吸痰器。那种老式的吸痰器一启动，动静很大，总是把我吵醒，因此我记住了这段时间的经历。没想到他对这段经历也印象深刻，30多年后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我读到文章后才知道他叫睢建民。因而，我们又取得了联系，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那时，全国组织了许多专家来到前线，医院。由医院的精心治疗，我的病情逐渐好转，视力有了少许恢复，慢慢恢复了神智。一些战友路过时便来探望我，一天我听到了战友罗玮光的哭声，我记得当时还对她说：“哭什么，我还没死啊！”

自从听到玮光的声音后，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一切——我病得很重，双下肢肌肉萎缩，双目失明，已昏迷了好长时间。我当时就想：我可能真的要残废了，阎纯还年轻，可以再找一个。如果眼睛真的看不见了，医院去度过余生。人到了那种特殊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奇怪的想法，我对父亲说：“爸，我就这样死了也挺好，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痛苦，这不是挺好吗？”

我爸就骂我：“不准胡说！养大你容易吗？你能在父母前面先离开这个世界吗？不要胡思乱想了！”

医院的战友给我寄来了慰问信，爱人阎纯一封封地读给我听，战友们都在鼓励我，让我重新站起来。这些亲密的战友真让我感动，让我感到幸福！

为了让我得到更好的治疗，我又被医院，住在神经内科。当时总政歌舞团和全国各个地方的文艺团体，分别奔赴前线部队慰问，医院的伤病员。上海歌医院慰问时，专门到病房给我这个重病号表演了节目，让我感受到祖国、人民对子弟兵深切的情谊。但因为视力极差，我隐隐约约只看到了几个影子。医院知道情况后，又专门请来了眼科的老主任给我会诊。他了解我的病情后，说自己曾看到国外的一篇文章报道过，有个地区发生过20多例我这种病，病名叫“葡萄膜脑脊髓膜炎”，医院我是第一个病例。病因是带病上阵，在恶劣环境中面对高危性、创面传染源，连续高强度工作，精神高度紧张，抵抗力低下，最终由细菌和病毒感染所致。确诊后，经过治疗我恢复得更快了，视力从0、0.1到了0.4、0.5。不过，右眼却慢慢地什么也看不见了，战后我被评定为六级伤残。

部队返回驻地路过广州时，参战人员都有了一天的休息，广州的战友们都回家和亲人们团聚了。李秀琴大姐哪儿也没去，先来病房陪了我一整天，像讲故事一样，把我昏迷后的事都说了一遍。我知道大家都没事，也特别高兴。

我父亲见我一天天好起来，心情也好多了，就对秀琴大姐和我开玩笑说：“我这个瞎姑娘，等出院了没人要了，就到动物园门口去卖花生吧。那里有一个瞎姑娘卖的花生可好吃了！我来做，你去卖，好吗？”

我说：“我不去卖花生，医院，我可以在那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们父女说着话时，李大姐听着脸上带着笑，可泪水含在眼眶里。

年8月，我爱人见我一切可以自理了，就赶回单位上班了。我又巩固治疗了两个月，之后便出院回到了久别的部队驻地，医院。

难忘的，我的！

作为军人，我们是曾经和英雄们一起在战场上并肩奋战的“南丁格尔”，是一群曾经和英雄一起报效国家的士兵。我们听到过炮火声中的呐喊与冲锋，我们见证过红旗被鲜血染红的壮烈……我们无畏无悔，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脚下的土地！

文章来源：选自军嫂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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